城乡之间，似乎永远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。我们这一代人，从农村奔向城市，最终却发现自己成了永恒的异乡人——既融不入城市，也回不去故乡。

我出生在六十年代的高密东北乡，那时农村衣食住行都存在诸多困难。记忆中，乡亲们整天向往城市，朝思暮想“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”“缝纫机带锁边儿的，自行车要冒烟儿的”。国家恢复高考后，我和千千万万农村学子一样，怀揣梦想考上大学，从此进入城里工作生活。奋斗四十年后终于退休，偶尔回老家看看，总会想起贺知章那句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”。不知不觉间，我已把自己熬成了一个故乡的陌生人。

莫言曾坦言憎恨自己的农村出身，拼命往城里爬，不愿干农活，到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。机缘巧合下，他参军入伍，又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，师从徐怀中，终成一代文学大家。201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，他衣锦还乡，家乡也跟着沾光——红高粱影视基地、莫言故居、莫言文学馆，成了网红打卡地。这是少数人的荣归故里，却是更多人的遥不可及。

相比之下，大衣哥的故事更贴近普通人的回乡困境。他在《星光大道》一夜走红后，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村中，迎接他的不是温暖，而是乡亲们伸来的一只只要钱的手。村民们凭着沾亲带故的关系，理直气壮地索求，仿佛大衣哥的成功全是托了他们的洪福。

曾在网上看过上海医院退休的一对老夫妻的故事。他们满怀憧憬回到村里，将父母留下的老宅翻修一新，准备安度晚年。起初几个月，乡亲们常提着三瓜俩枣串门拉家常，老两口也发挥余热，义务为乡亲看病。可不到半年，就有人来“借钱”不还，有的要求帮忙买药、联系城里的医院。种种要求不胜其烦，老夫妻住了不到一年，便匆匆逃回上海，再也不敢回来。

我还亲闻一位朋友的老岳父，退休后不顾子女反对，执意回乡下享受田园生活。当老乡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时，他头戴礼帽、手架鸟笼在田埂间悠闲踱步。这般不协调的姿态招来村民冷嘲热讽，最终他只能灰溜溜地回到城里。

这些故事背后，是一个更为残酷的现实——政策上，我们已经失去了回乡建房的资格。根据国家规定，不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农房、宅基地，不允许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。这意味着，我们这些当年将户口迁入城市的人，宅基地早已没我们的份了。即便赁屋而居，也绝非长久之计。

故乡的风，故乡的云，故乡的一草一木，依然令我魂牵梦绕。老友多次邀我回老家居住，经常发来小园中春暖花开、瓜果蔬菜的美景馋我。可如今的乡下，人们的精神状态已非昔日的纯朴，常令我滋生“恨你有笑你无”的况味。

古人在乱离中思念故乡亲人，那种情感真挚动人。杜甫、白居易在诗文中表达的思乡之情，陶渊明笔下的田园生活，都让我们心向往之。但冷静想想，时代毕竟变了。在城市化、商业化、信息化的今天，还有多少人真真切切地思念田园牧歌的生活。往事成梦，恐怕是再也回不去了。

苏轼的人生轨迹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。他从眉州出来后，除了丁忧父母、埋葬第一任妻子王弗，就再没回过故乡。宦海浮沉，黄州、惠州、儋州，最终病逝于常州，而三苏墓园却在河南郏县。苏轼曾言：“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毛主席亦诗云：“埋骨何须桑梓地，人间无处不青山。”何必把心局于一隅？心到哪里，都可以扎根。

古人所谓“羁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”“越鸟巢南枝，胡马依北风”，那种深沉的乡愁，或许很大程度上是交通信息不发达所致。如今，一个电话可以视频，一脚油门可以回乡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看手机。在这样的时代，谁还在心里涌起一缕缕矫情的乡愁？

但乡愁从不矫情。它是对生命来处的追寻，是对精神家园的渴求，是在飞速变化的时代里寻找恒定坐标的努力。我们回不去的，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，更是记忆中的那个世界。

也许，真正的故乡不在任何具体的地方，而在我们用心经营生活的每一个当下。当我们能够在异乡找到归属感，当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扎根生长，当我们学会在变迁中保持内心的从容，我们就已经回到了那个永恒的“故乡”。

退休后的我们，不必执着于在出生的那片土地上盖房养老。我们可以带着乡愁给予我们的温柔，在任何一个地方构建新的生活。毕竟，“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”。何处能安顿此心，何处就是故乡。

故乡永远在我们心里，从不需要回去，因为它从未离开。乡愁不是要解开的结，而是要学会与之共存的、生命的一部分。（潍坊一中 崔志亮）